藏医藏药是藏族人民在西藏地区这个特定的环境中长期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八世纪著名藏医宇妥·元丹贡布与其他八名藏医学者，共同编成《四部医典》。从此藏族人民有了本民族的医学著作，《四部医典》涉及的内容有生理、病理、解剖、诊断、病因、药物、治则、方法、临床各科、方剂、预防等。成书后又经过不同时代的藏医学家的不断补充、修订和注解，《四部医典》从而奠定了藏医学基础，其中在《四部医典》中撰写了《火灸要义》一书——之中详细论述了火灸的疗法及火灸疗法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为火灸疗法理论及临床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780年前后，臧曼、益西、桑布等三位医学家，在西大厦建立起由五十座大型古建筑组成的——拉卜楞寺，拉卜楞寺为藏医学完整理论体系、火疗理论体系的发源地，寺内设有六大学院（闻思、密宗、时伦、显宗、金刚经、医学院），其中拉卜楞寺医学院是藏族人民培养本民族医生的医学教育机构。拉卜楞寺医学院的医学教育制度有其民族的特点，学习年限没有具体规定，学习内容以《四部医典》为主，并分为若干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学习人体解剖。由于藏族人民有死后剖割尸体的习俗，这在客观上促使藏医很早就在解剖学上取得较多的成就，由于在当时藏医在解剖学方面有着领先地位，并在临床实践方面掌握最直观的资料，客观上对指导各科临床诊疗有重要依据，继而从各方面使《藏族火灸疗法》的操作性、实践性、理论性，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作用于人体治疗、调整人体病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二阶段：学习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分类。藏医理论认为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由于“龙”、“赤巴”、“培根”三者作用于人体的结果。三种排泄物（大便、小便、汗水）它们之间必须保持相对平衡，对于上述理论的形成及医学理念，从主观及客观上亦对藏医火灸疗法的气血调整方式、方法论奠定了雄厚基础。
　　第三阶段：学习外治法。外治法分为：①柔治法（熏蒸、浸浴、擦敷、火疗）。②强治法（挖割、切除、刮挖等）。在藏医的外治法中，相应的部位与中医的针灸疗法穴位相似又不同，相对独立的藏医火灸疗法便成为藏医学柔治法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254——374年，据记载（藏医火灸疗法）天竺名医嘎西布西和布拉嘎则兄妹俩来西藏行医，由于医术高超精湛，治好了许多患者声誉四传，为了发展藏医学，吐蕃王将公主意吉若嫁给嘎西布西，生子名为东格托觉，东格托觉长大后承传前辈医术成为名医，后来其家族便成为有名的宇妥医学世家，其家族最著名的有编写《四部医典》的创始人之一，伟大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其子孙十余代即成为吐蕃王的御医，从那时起火灸疗法成为藏宫御用，亦成为藏医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被宫中御用便严格限于外部使用，只限于吐蕃王、官爵或对友邦使节享用，以显尊贵。因火疗时只限于深宫，外人很少知晓，因此颇显异常的神秘，有着最高的神圣感，为保持其庄严肃穆，因此吐蕃王将火疗场所特封御赐名为“藏御火疗宫”。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为稳定边垂安定，派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和亲，松赞干布以最高礼节迎接李道宗，并以藏御火疗宫火疗侍之，李道宗享受火疗之后大悦，随后将藏御火疗之法引入唐宫。松赞干布逝世后，钦陵王继位，后来起兵犯唐，唐高宗极为盛怒，发兵平息，同时众多藏传文化在唐受到泱及，藏御火疗难以幸免，在唐宫被尘封，随之在中原失传。
　　公元十七世纪以后，拉卜楞寺医学院学员学习外治法（熏蒸、浸浴、擦敷、火疗）时，曾以沿袭原火疗之法加以推广学习。但由于原火疗之法被宫中秘用，所以只能推广很少的残损部分，公元十八世纪，藏医学家臧曼、益西、桑布等人入驻拉卜楞寺医学院，再次对火疗方法进行整理，但由于历史及客观原因，火疗未能进行普及推广。

　　近年来经西藏医疗保健专家卓尼玛大量的搜集，中国健康医疗保健专家李书同先生施实修复，并由著名中医汤锦宁专家在临床实践中应用、归纳，现代藏御火疗体系才正式得以重现。一经推出，便引起西藏保健研究协会，首都生命与健康研究会高度重视，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给予极大的关注，旋即在美容、休闲、保健行业引起轩然大波。

　　藏御火疗是以传统藏医学调理与治疗为法则，融藏医火灸疗法之精髓，采用纯正藏药材加以现代技术提纯配制而成的藏御通络液，将经藏御通络液浸泡过的经络条通过明火燃烧并配以针对性的藏御按摩手法使其直接渗入肌体，同时结合现代磁能技术，通过磁共振、螺旋平动按摩、远红外导入、热渗透等辅以多元施导，达到燃脂排肪、疏通激活、强化转移与深度调平、迅速调理人体气血的多种功效，使肌体气血畅通、升降平衡，从而提高人体免疫力，促使全身代谢平衡、舒压解乏，改变人体亚健康，延缓机能衰老之目的，更加发挥出“返璞归真”、“遵循自然”的功能，将养生美容保健方面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